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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河南省气象台相关负责人介绍，本轮降水后河南黄淮之间大部地区的土壤表层缺墒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建议各地抓住有利时机，尽快组织抢墒抢种。6月17日5时的自动土壤水分监测资料显示，与15日22时相比，干旱测站比例下降15个百分点，其中重旱测站比例下降14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刘兵 李子路联办主题事项材料精简49.38%，联变主题事项材料精简44.84%，联消主题事项材料精简59.5%……围绕食品许可等51个高频事项，省市场监管局在全国首创推出企业营业执照与许可证件联合开办、联合变更、联合注销，有效解决企业同时办理营业执照和涉企许可证件业务需要跑多个部门、重复提交材料、办理周期长等问题。6月14日，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上，《证照“三联办”助力企业快速准入准营》等14个最佳案例的单位代表上台受奖，50个案例汇编于会场摆放的《山东省“高效办成一件事”暨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中，成为现场参会人员关注的重点。营商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和竞争力，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山东持续实施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在全国率先开展“无证明之省”建设，营商环境整体取得新成效、展现出新气象。同时也要看到，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围绕全方位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大会从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等八个重点方面作出系统部署，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在济宁市，群众报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实现‘点单即办’，只需在‘爱山东’济宁分厅简单填写个人基本信息，身份证件、不动产证等数据自动后台共享，最快当天可完成安装。”济宁市委书记林红玉向大家分享的一件“民事”，背后是当地围绕群众最关注的交通出行、入托入学、就医养老等17个领域推行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政务环境是政府行政效能的集中展现，也是最直接、最基础的营商环境。高效便捷政务环境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民事无忧、企事有解、政事高效。放眼全省，山东聚力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加快便民利企“一网通办”，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一件事一次办”，已推出“一件事”100个，办件量约850万件。企业到一个地方发展，首先要算成本账，要素成本是重要方面。大会提出，要强化用地保障，畅通融资渠道，优化人才服务，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条、全生产要素的优质服务。“聚焦破解企业用地难题，东营市创新实施弹性供地制度，被自然资源部推广。”东营市委书记杨国强说。弹性供地包括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方式，既解决了土地使用期限与企业活跃期错配的问题，缓解土地供需矛盾，又降低了企业初期拿地门槛和一次性用地成本，为中小微企业节省出更多资金用于项目建设、产品研发。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和群众感受最直接；营商环境哪里需要改进，企业和群众最有发言权。随意检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以及行政检查乱作为等问题，曾是困扰企业发展的难题，也对营商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在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上持续用力，就要把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贯穿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全过程，全面加强涉企执法监督，规范涉企执法检查行为。”省司法厅厅长杨增胜说，省司法厅持续强化涉企执法人员管理，规范涉企执法标准，优化涉企执法流程，深化涉企执法监督，发布涵盖29个执法领域、374项执法事项的“不罚”“轻罚”清单，努力为经营主体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我们坚持以惠企利民为导向，全面精简入企检查，将涉及省级40个部门的130个监管领域、222个监管事项纳入部门联合检查范围，全省联合检查比例达到47.7%，最大限度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吴承丙认为，对企业减少检查频次，还要提升监管精准度。省市场监管局通过建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机制，对低风险企业“无事不扰”，对高风险企业“重点监管”，平均问题发现率达到53%。“下一步要深化综合监管与企业风险分类融合机制，创新完善智慧监管方式，进一步整合监管事项、优化监管流程、提升监管效能。”吴承丙表示。政策环境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直接影响企业投资决策。“企业关注的难点堵点问题，是政策供给的着力点。我们强化政策供给，去年以来推出6批政策清单、415项政策，为企业减税降费580亿元以上。”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孙爱军说，大会提出在打造健全完善的政策环境上持续用力，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快速兑现政策。省发展改革委将加快构建完善全省统一、市县联动的政策兑现服务平台，推动惠企利民政策“直达快享”“免申即享”。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在干部、在作风。会议提出，要更大力度推进作风转变。这就要求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坚决革除作风顽疾、扫除营商环境乱象。“省纪委监委连续两年开展护航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加强对相关职能部门的下沉督导，选定涉企奖补资金、涉企行政执法、建设用地审批、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等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小切口’专项监督。今年以来，共查处损害营商环境问题线索900余件。”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范晓丽说，将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肃查处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力实现查处一批案件、规范一个行业、治理一个领域的综合效果，以纪检监察“硬约束”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淮河岸边的正阳关镇，别名“淮南古镇”。本报记者 程 兆 摄中国哲学产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先秦诸子及其哲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的诞生。先秦诸子哲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之根基，中国哲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先秦诸子哲学尤其是其中的老庄哲学和孔孟荀哲学的继承、阐释和发挥。在中国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中，诞生并主要发展于淮河流域的道家哲学分别居于中国哲学之“根”的地位和在儒道互补中与儒家哲学共同居于主干地位，分别有着决定性影响和与儒家哲学“势均力敌”的影响。道家由春秋末期的老子所创立，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家。道家哲学的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魏晋和道教化这四个时期。战国时期，道家有庄学与黄老学两大系统，前者坚守老子思想，为庄子所开创，后者对儒、墨诸家有所吸纳，以《黄帝四经》的作者、“《管子》四篇”的作者和鹖冠子为代表；秦汉时期，道家沿着战国黄老学的方向而发展，以陆贾、贾谊、刘安为代表；魏晋时期，道家的发展分为正始玄学、竹林玄学、西晋玄学和东晋玄学四个阶段，代表性人物有何晏、王弼、竹林七贤、郭象、张湛等。魏晋之后，道家与道教完全合流，不再以狭义的道家学派的面目出现并发展，或者说主要以道教的形式继续发展。在道家众多的着名人物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鹖冠子、刘安、何晏、王弼、嵇康等都生长于淮河流域。淮河之水不仅孕育了道家人物，也孕育了道家哲学。道家哲学以自然主义为其基本特征，并以此区别于儒家哲学的道德主义。道家哲学是中国哲学之“根”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孙以楷先生早有定论，他认为道家哲学是中国哲学之根。我认为这个观点更适合论述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产生时的地位。换言之，这个观点是说道家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产生具有奠基地位，儒家、墨家、法家等哲学的产生都汲取了道家特别是老子哲学的精华作为给养，都与道家特别是老子哲学具有学脉联系。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产生时具有“根”的地位，就意味着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产生时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种决定性影响，可以从中国哲学刚诞生时的体系构成和特色上加以论述，也可以从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哲学产生时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老子以宇宙论为核心，建构了包括政治观、人生观、方法论、环境观等在内的哲学体系。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由宇宙论推出政治、人生等思想的思维模式，老子由人生而政治的“内圣外王”之道，都被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学派的创始人建构哲学体系时所袭用；老子建构哲学时所使用的哲学范畴，比如道与德、无与有、阴与阳、物与器、礼与法、仁与义、忠与信、圣人与君子等，同样也被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学派的创始人建构哲学体系时所袭用。可以说，中国哲学产生时的哲学框架、思维模式、概念范畴等都是由老子所确立的。从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哲学产生时的具体情况来看，都受到道家的深刻影响，都在某些方面发挥着道家思想为自己所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问学于老子，孟子、荀子的哲学既是继承和发挥孔子哲学的产物，也有对道家哲学的吸收。孔子先后就礼、仁义和道等问题向老子求教，老子虽然不赞成其关于礼、仁义等想法，依然给其讲了礼的真谛、仁义价值的相对性，讲了得道的方法。孟子心性论以性善论着称，这来自于老子的本性自然、本性善的思想，以及稷下道家的心性学说；孟子强调养气，其气的学说源于稷下道家的气论。荀子的道论出自老子和庄子，荀子的气论源自稷下道家和庄子，荀子强调认知状态的“虚壹而静”出自道家的“虚”“静”学说；荀子以天为自然而主张天人相分，是对老子自然之天思想的发挥，甚至荀子的性恶论都受到庄子的“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的影响。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以天为最高存在，认为天有意志，人要“法天”，这是对老子“法天”“法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将老子思想中“道”的至上性移植到“天”的身上；墨子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但是，受到老子重视经验的启发；墨子主张“非攻”，反对战争，这明显源于老子的反战和对战争的控诉；墨子讲“兼爱”，是对老子“慈”和“救人”思想的提升。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和韩非，商鞅的《商君书》是法家代表作之一。法家最重要的主张是“法治”，而道家反对法治，提倡“道治”，也即以道治天下，但是，法家强调“法”的客观性、至上性，是对道家关于道的特质的借用，法家反对“人治”、反对仁义之治出自道家。韩非和道家的关系更为密切，他像老子那样探讨天地自然，按照道家的道本原论讨论宇宙万物的来源；他还把道的无为引入到法治之中，化为驾驭臣民的技巧。兵家最早的着作是孙武的《孙子兵法》。孙武像老子一样强调“道”，把老子思想中道之无形、无声、无从感知发展为用兵的无形、无声、不可捉摸，把老子所反对的“前识”，也即认识的先验性，改造为具有正面意义的“先知”，也即预先认识事物；孙武像老子一样也看到战争的危害性，因此而提倡“不战而屈人之兵”。此外，孙武还像老子一样具有辩证思维，并将之运用于战争。道家与儒家共同构成中国哲学发展的“主干”关于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周玉燕先生和吴德勤先生曾从文化的层面加以讨论，认为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主干地位。由于哲学是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这意味他们实际上也认为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中具有主干地位。陈鼓应先生受他们启发，明确提出这个观点。更多的学者认为，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以互补的方式共同占据中国哲学中的主干地位。在我看来，这个观点更为合理，更符合事实，而且这个观点只适合论述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地位。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同儒家哲学共同占据主干地位，就意味着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道家哲学与儒家哲学的“势均力敌”，以及道家哲学对儒家哲学发展变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国哲学发端于先秦诸子及其哲学。在先秦诸子所建构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哲学中，道家和儒家哲学不仅在当时影响最大，势均力敌，而且对后世的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影响最大，势均力敌。还有，在先秦诸子哲学中，只有道家和儒家的哲学在秦汉以后一直绵延不绝，不断地发展壮大，墨家、法家、兵家的哲学几成“绝学”。两汉时期，虽然儒家为统治者所重视，出现了董仲舒、扬雄等儒学名家，但是，也出现了刘安、张道陵等着名道家和道教人物。而且，汉代的儒道两家哲学都极力吸取对方的精华。比如董仲舒的天论就是对道家道论和墨家天志的综合和改造，董仲舒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来自于道家；刘安主编《淮南子》时立足于道家，又“兼儒墨”，力求“采儒墨之善”。至于王充，由于其融汇儒道，又没有明显偏倚，很难轻易判定其属于儒家还是道家。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具有融合儒道的特色。玄学家们援儒入道，总体上通过对《老子》《庄子》《周易》等儒道经典的创造性阐释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致力于解决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从而形成继老庄道家、黄老道家之后的新道家。有的学者因为魏晋玄学儒道融合的特色，甚至认为其属于新儒家。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盛行，儒家有韩愈、柳宗元等着名人物，道家则有成玄英、陆希声等着名人物。宋明理学虽是中国儒学史上新的高峰，但是，理学家在思维方式、宇宙论、工夫论等方面皆吸取了道家哲学的精华。他们的宇宙论、“主静”论、心性论等等是对道家道本论和“守静”“心斋”“坐忘”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清代儒学中大家不多，王夫之、方以智等最为着名。王夫之的理气观、道器观等都吸收了道家思想；方以智会通三教建构其哲学思想，对道家多有吸纳，其《药地炮庄》更是解读《庄子》的着作。由以上可知，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产生时居于中国哲学之“根”的地位，对中国哲学的产生有决定性影响；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与儒家哲学共同居于主干地位，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且这种影响与儒家哲学的影响“势均力敌”。